“巨奸”还是“圣人” 到底该怎样评价王莽？
《汉书》的作者班固在《王莽传》里说：
王莽始起外戚，折节力行以要名誉，及居位辅政，勤劳国家，直道而行，岂所谓“色取仁而行违”者邪！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，又乘四父历世之权，遭汉中微，国统三绝，而太后寿考，为之宗主，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盗之祸。推是言之，亦天时，非人力之致矣！及其窃位南面，颠覆之势险于桀、纣，而莽晏然自以黄、虞复出也，乃始恣睢，奋其威诈，毒流诸夏，乱延蛮貉，犹未足逞其欲焉。是以四海之内，嚣然丧其乐生之心，中外愤怨，远近俱发，城池不守，支体分裂，遂令天下城邑为虚，害遍生民，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，考其祸败，未有如莽之甚者也！昔秦燔《诗》、《书》以立私议，莽诵《六艺》以文奸言，同归殊涂，俱用灭亡。皆圣王之驱除云尔。
丑化王莽的连环画
这段评价是说，王莽因为自己是外戚的身份而开始受到重用，自己本身又小心谨慎，躬行节俭，尊待太后、皇室、叔父、大臣，尊重贤者，关爱苍生百姓，心系世道、国家。但是所有这些行为都不过是为自己捞取名誉而已。等到他出任大司马，身居辅政大位，还是每天为国家之事辛勤劳苦，以正直之道行走在天地之间。他那里像那种孔子所说的“作出仁德的样子，而实际行为却与此种外在表现相违背”的人呢？
但是最终还是篡夺了汉朝的天下。所以，班固只能说王莽心怀不仁，而又具有邪佞之才，又借着四位叔父相继官居大司马辅政的东风，继任大司马，获取辅政的要任，又赶上汉代中衰，国运狼藉的时机，尤其因为元帝后王政君长寿，在朝廷内为他做主，最终成就了他的篡夺政权的梦想。班固说，王莽完成篡汉的事实，并不完全出于王莽的个人所为，更主要的还是天意。这个天意，被班固表述为“天时”。
班固说王莽篡位以后，对于汉代江山的颠覆性破坏，比桀与纣对于夏和商还要凶险，而他自己却以黄帝和大舜自居，开始放肆，全面表现他的淫威，流毒遍布华夏，甚至殃及周边少数民族。于是导致中外怨愤，远近反抗者风起云涌，都城陷落，连身体都被人家分割了。因为四处战乱，致使城郭破碎，生民遍遭涂炭。考察有史以来的乱臣贼子，其祸乱天下、败坏天下，没有比王莽更严重的了。这种话语，东汉统治者肯定爱听。
班固进而申言说：从前秦始皇焚烧《诗》、《书》，是为了自己家天下的私人目的，也就是为了自己的权力不至受到挑战。但是王莽跟秦朝不同，他却崇尚六艺，表面上看好像尊重历史文化传统，实际上，却是为了掩饰自己的奸诈和凶险。两者殊途同归，最终都很快灭亡了，他们只是充当了为圣王驱赶拦路豺虎，清除险阻，扫平道路的工具而已。
各位，我们不妨花费一点时间，来再进一步分析一下班固的说法。司马光在这里摘引班固的说法，是采取完全赞同的态度的。所以，我们还可以通过这样的分析，来了解班固的历史见识。
说王莽起身外戚，一点不假，但是起身外戚不是王莽的罪过，汉代从开始就崇尚外戚，相信外戚甚于相信功臣和丞相。为了抑制丞相，专门使用外戚来充任大司马，汉武帝以后的情况更加明朗。汉武帝临终之时，任用外戚霍光为大司马、大将军辅政，“行周公之事”，致使霍光权倾朝野，连汉宣帝都害怕得不得了，只要他在身边，就觉得如同“芒刺在背”。公元前66年，也就是霍光死了之后的第二年，他的儿子霍禹就想当皇帝，联合霍后及其诸弟、姊丈、妹丈，还有霍光兄霍去病的儿子一起谋反，事发被灭族。虽然经历如此凶险，依然不改信用外戚旧辙，只是变换姓氏而已。所以，王莽起身外戚，是汉代统治者自己愿意的，不是王莽乘此身份自行捞取官位，这件事根本怨不到王莽身上，不是王莽，还会是李莽、刘莽，只要是外戚就行。
王莽虽然起身外戚，但却并不以此骄矜桀骜，而是“折节力行”，克己奉公，就是身居辅政地位，依然为国家辛勤劳苦，直道而行。不管怎么说，这都是十分难能可贵的。那么，王莽是不是用这种方式捞取名誉呢？
我们没有必要把王莽看成圣人，王莽也不可能是圣人。但是这样长期一贯的简朴、恭谨、关怀天下苍生，扶持读书人，抑制奢侈，如果仅仅说成是为了捞取名誉，未免过当。如果只是出于掩饰自己，可以一时这样做，如此长期一贯的做下去，未免太苛待自己，恐怕也难于坚持下去。因此，在我看来，王莽确实是一个温良恭俭的人，但是在向后不断走向更高权力的过程中，也一定加进去了掩饰和捞取名誉的成分。这是符合人性的推断。不过，王莽确实有矫正叔父们仰仗内戚的身份而骄奢淫逸的用心和行为，他想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圣贤，这是他最大的愿望。这一点，似乎不必要设置更多的怀疑。为此，他确实付出了常人和历史上的奸臣们不敢想象，也不愿意这样去折磨自己的努力，他确实进行了严格的自我克制。
说王莽心怀不仁，而内携佞邪之材，借助四位叔父历世之权，又刚好赶上刘汉中衰，后继无人，“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盗之祸”。这样的说法，未免事后论人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的感觉特别明显。最关键的，还是班固的论调，完全是站在汉家天下的立场上的。当然，在家天下的长期历史氛围里，班固不可能跳出这样的论说窠臼，他作为吃刘家俸禄的官员，也不敢跳出这样的窠臼。因此，我们没有必要为此而责备他。
王莽在获得摄皇帝的地位以后，看到汉家天下已经彻底溃烂，升起取代的心理，应该说也是很正常的，而且王莽的目标，在于救治社会的腐烂，他以托古改制的方式，企图实现被美化了的古典的人道政治，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。起初他真是只想当一个周公，一个真正的周公——拯救国家，扶助天下苍生，留下千古的美名。后来当了皇帝，他也只是想着要当一个真正的尧舜式的仁君圣主。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。
王莽在汉哀帝时被解除大司马职位，闲身回乡，朝政已经落入哀帝后妃傅氏和丁氏还有宠臣董贤等的手中，王莽可能已经没有重新再起的希望了。可是就在这样的时候，王莽依然恭谨待士，严于律己，他的次子王获，在此期间随意杀死一个奴隶，王莽严厉斥责，令其自裁，无奈，也只有服毒自杀。如果把王莽的这个行为，也简单地理解为准备篡夺政权而故意设置的阴谋，的确无法说得通。
把王莽一生中的一切举动，都当成为了篡夺汉代江山而耍阴谋、做准备，显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。
汉平帝元始三年，也就是公元3年，王莽长子王宇受“血门事件”牵连，王莽穷治其罪，王宇被迫服毒自杀。哀帝死后，太皇太后急诏王莽复出，重登大司马之位。王莽上任后，立即纠察其叔父红阳侯王立在淳于长一事中收受巨额贿赂，制造假皇子的丑闻，奏请太皇太后尽快遣其归藩，不再继续留在朝中作恶。王立，是太皇太后的亲弟弟。太后不忍，想让他留在身边。王莽则严辞以待，说现今汉家衰微，太后您代幼主行政令，即使完全出于公心，天下都未必信服，再将行为有严重污点的亲弟弟留在朝廷之中，不听大臣善言规劝，就可能导致国家的大乱。太后无奈，只有将红阳侯王立遣送归国（他自己的封地）。而后世所有的历史学者，几乎都认为这是王莽怕他叔父牵制他的权力，为了甩掉叔父的钳制而耍的阴谋手段。
这种说法殊难让人信服。揭发红阳侯的罪恶，直接的责任人是丞相兼大司徒孔光，当然在这件事情的向后进程中，得到了王莽的极力推助。史书盛称是王莽指使，就算是王莽指使，孔光如果不同意，他能这样去作吗？几个月之后，孔光任太师、王舜为太保、甄丰为少傅，三人与安汉公、大司马王莽共同辅政，号为四辅。其中甄丰是孔光的女婿，王舜是王莽堂叔父——前大司马王音之子，为人以严整闻名。王莽此时要是立意篡汉，何必使孔光占据辅政四席中的两席？在这样的情况下再把自己的叔父赶走，那不是为丛驱雀，为渊驱鱼吗？这样将来不难办吗？这是故作姿态还是作茧自缚，是很难讲的。如果历史的进程出现一点差错，他们就可能成为王莽“篡权”的巨大障碍！谁能保证，谁敢保证向后的发展不会出现一点差错？王船山先生在《读通鉴论》中，指责“孔光以无耻亡汉”。说王莽之成篡逆，完全是孔光一步步导演出来的，未免落入俗套而言辞过激、过当。不过这种说法，正是孔光“纵容”，或者至少是不反对王莽直接当皇帝的一个旁证。
在元始三年的“血门事件”中，王莽的长子王宇，参与傅太后家族重新谋取大司马职位的阴谋，遭到王莽的严责后，畏罪自杀。王宇之所以参与这样的事情，并不是出于对自己父亲擅权的厌恶，欲令其他帝后家的外戚势力出来与之抗衡，而是害怕因为父亲权重，平帝长大后危及家人，这是班固在《汉书•王莽传》里的明确说法，还有什么值得怀疑，又何必故意进行歪曲？王莽此时仍然心系天下，王莽为此还愤然而又奋然地作书八篇，以教育子孙。这次的参与者，还有叔父红阳侯王立，也畏罪自杀了。当时朝廷下诏赞扬王莽：“居周公之位，行管蔡之诛，不以亲亲害尊尊，朕甚嘉之！”这也是班固《后汉书•王莽传》所实录。
把上述行为，都说成是王莽为了篡权而阴毒狠愎，好像还很确定一样。为什么不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说：为了国家，王莽大义灭亲？说孔光一向怯懦，所以才对王莽言听计从，为什么不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说：孔光佩服王莽，信重王莽？
以班固而论，则出于不得已，他是东汉的臣子，其父班彪又曾在西汉末年的地方割据势力公孙述手下为官，为了表明其对东汉王朝的忠诚，只能这样说。不这样说的话，他们一家人共同撰写的《汉书》，也不能传流在世间。我这里需要说明一点，《汉书》是由班彪开创，班固承担主要部分，他的姐姐班昭也做过很多贡献。
《汉书》
但是司马光就不一样了，他不是汉朝人，而是宋朝人，是王莽之后1000多年的知识精英。他也这样来看待问题，未免不越俗识。当然，他也不可能在《资治通鉴》中奖励篡逆，否则他的《资治通鉴》一样不会在世间流行。但是他可以稍微客观些，说王莽原本没有心怀篡逆的想法，后来权力大了，汉朝的皇室又越来越暗弱，所以乘势而起，捡了个大便宜。
这也算是见识。照搬班固的说法，以为信实之言，未免缺乏应有的思考。这不是偷懒，而是被传统的习惯性思维所困扰，不能自拔的表现。班固说，王莽正是孔子所贬斥的那种“色取仁而行违”的家伙。要说明这一点，我得先给大家解说一下孔子话语的原意。孔子这句话出于《论语•颜渊》，原文如下：
子张问：“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？”子曰：“何哉，尔所谓达者？”子张对曰：“在邦必闻，在家必闻。”子曰：“是闻也，非达也。夫达也者，质直而好义，察言而观色，虑以下人。在邦必达，在家必达。夫闻也者，色取仁而行违，居之不疑。在邦必闻，在家必闻。”
这段话是什么意思？子张问孔子，读书人怎么样才算是“达”？孔子反问子张，“你所理解的‘达’究竟是什么意思？”子张说：“在邦国有名声，在家乡也出名。”人家都知道你，就是名气很大的意思。孔子说：“你讲的那是有名气，只是出名而已，是‘闻’，而不是‘达’。‘闻’和‘达’是不同的。闻是名气大，远近闻名的意思。达是其道得行于天下，就是实现了理想，施展了抱负的意思。”当然，孔子这里指的是正大的理想，价值的理想，而不是小小的算盘和卑污的功利欲望。孔子说：“本心正直，心中向往正义，善于察言观色，谦虚谨慎，人们都尊敬他。那才叫做‘达’。而只是做做样子，猎取虚无缥缈的名声，表面看来好像很仁德，实际却是另一套做法，自己还认定自己真有仁德，这样的人，即使是有名气，那也只是‘闻’，而不是‘达’。”“达”是崇高的理想得以落实，而“闻”只不过是有名声，很可能就是徒有虚名或者故意捞取名声而已。
如果一个人只是追求出名，那么他的心思就会全部转向对外界的看法的追逐，他将不会有真正的道德修养。既然已经没有真正的道德修养，那就谈不上实现理想，所以只求“闻”，也就是只追求被人所知，那就根本不可能达到“达”的境地。但是，如果永不停息地追求内在人格的完美，又能善于察言观色，体会人心，自己谦虚谨慎、不骄不躁，就能妥帖地待人接物，赢得人们真心的尊重。因为人们真心欢迎你，你的理想就能够在社会中得以实现。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“达”，而不仅仅是虚假不实的有点小名气而已。
我在这里还需要对刚才解释孔子这段话语时所使用的“察言观色”作一解说，以免大家误解。察言观色不是看人家的脸色行事，窥探人家心里的隐衷，好去讨好人家。那是乡愿的做法，孔子最讨厌，孔子认为乡愿是以假乱真，是假道德，是实现真道德的最可怕的敌人。所以，察言观色的意思，是不去故意伤害别人，而不是故意去讨好别人。这两个做法是有天壤之别的，千万不能混淆了。混淆了这两种做法，就会是非不分，善恶不辨。善于察言观色，不是为阿谀奉承，而是为了进退得法，交接有度。这是有道德的人的行为艺术，不是投机钻营者的诡诈伎俩。真正有道德的人，真正要实现自己崇高美好理想的人，是不去关心别人是否知道自己，他完全不在意别人是不是知道自己，一个把察言观色当成诡诈伎俩和钻营手段的人，正是“色取仁而行违”者。这样的人，虽然可以使不明真相的人受到欺哄，从而得逞于一时，窃取一时的声誉，但结局总会被识破，最后连自己可怜的欲望都不能顺畅实现。更谈不上什么“达”了。
根据以上对孔子“色取仁而行违”的解释，我们可以判定，王莽并不完全是一个这样的人，至少在起初绝对不是这样。
我们可以说，王莽起初心中并没有一定要通过捞取名誉，最终实现篡逆的野心。他只是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像周公那样的人。当然他的不同凡俗的做法，一方面出于真心，一方面也可能出于怕人误解的想法。这正应了我们在这一讲开头时引用的白居易的诗：“周公恐惧流言日”，“王莽谦恭下士时”。也许正是因为恐惧流言，才更加注意自己的行为，一方面也是在加强自身的内在修养。至于说他当了皇帝以后，就开始显露自己奸诈的本性，开始施展自己的淫威凶猛，“毒流诸夏，乱延蛮貉”之类，多是不实之词。王莽在位期间，做了很多有意义的改革，但是多半没有成功，这不全是他的问题，而是汉代社会已经腐烂难治。
至于班固所说：“中外愤怨，远近俱发，城池不守，支体分裂，遂令天下城邑为虚，害遍生民，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，考其祸败，未有如莽之甚者也！”
这显然是在故意冤赖王莽、诋毁王莽。为什么？农民暴动自汉初就有，而且越演越烈，到武帝时已很普遍。昭、宣两朝更是家常便饭，元帝后期更加严重，那时王莽还没有在历史中出现。
成帝以后，情况愈加严重，到王莽任大司马时，已经很难收拾。不幸的是，王莽摄政、当皇帝刚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。社会紊乱、群情愤激，不是由王莽所导致的。但是王莽改制的失败，确实加剧了社会矛盾，比如不断的改铸货币，本来是为了稳定经济，但是因为下层社会不愿接受这种措施，所以人心惶惶，最后还是失败了。王莽还下令不得买卖奴婢和田地，以保障贫弱者的生存。绿林、赤眉起兵虽然是在王莽登基之后，但是那是一直以来农民造反势头的扩张和延续，不必一定是针对王莽而来。他们起初只是反对政府的剥削，同时又因天灾，生存陷入困境，逼使他们铤而走险，出来造反。王莽曾经尽出家资以周济贫民，为此，他曾经食不甘味，寝不安席，这些都是连反对者都承认的事实。
绿林、赤眉起义，直到刘玄、刘縯、刘秀投奔绿林，赤眉也找了一个刘氏刘盆子，之后要夺取江山了，才把目标直接针对王莽。那是因为王莽是皇帝，如果当时刘秀是皇帝，他们一样会针对刘秀。刘秀等不过乘乱而起，欲谋大逆，夺取江山，本身只是刘汉皇室遥远的疏亲，没有资格代表刘汉皇室。绿林后来自称“汉军”，也只不过是招兵买马的伎俩，蛊惑视听，迷惑人心而已。
真正冲着王莽来的，是居摄元年夏天的安众侯刘崇和东郡太守翟义。他们分别起兵讨王莽，目的是怕王莽篡夺汉家江山，此时是公元六年，离王莽当皇帝还有两年半多的时间。除此二人之外，其他在朝和在野的文臣、武将，几乎都一致拥戴王莽。这是历史的事实，完全倾向于刘汉王朝并站在刘汉王朝的立场上讲话的历史学家们，也都完全承认并如实地记载了这样的历史事实。把“害遍生民”，使天下夷为平地的罪责，都加在王莽的头上，实在是诬枉不实之词。王莽崇尚六艺，就是儒家的经典，完全是因为他相信这些东西是最优秀的，他的变革，称为“托古改制”，就是因为他真正崇尚六艺，不是拿六艺来装点门面，更不是用来文饰自己。
*本文系王立新教授独家授权凤凰国学发布，摘自系列讲座《到底是王莽篡汉还是王莽禅汉？》，未完待续。